一部好日记

他谈居住当时的上海,有三苦三乐。三苦是:观剧苦,游会苦,猎围苦;而三乐是:道路平坦之乐,消息灵通之乐,避乱免祸之乐。

日记是拿来干什么用的?是纯粹因为人生杂事众多,为免健忘,以此记录自己?抑或羞于自我夸耀,为免扭捏作态,以此拔高自己,以备他日公开?

当然,更等而下之的,是完全作假,刻意编造,形塑自己或自己所附者之高大形象,欺世盗名。不过我对这一类也未必很痛恨,原因很简单:世人大都不会那么傻,拿人家涮自己的话当真。如果造日记、用日记的人这么想,很简单,那是他自己傻而已。

前两天,偶然找到一部久知其名的日记来看,一看竟入了迷。因只有上册,还央人借来下册,真有点儿见猎心喜。这便是清末杭州人孙宝瑄的《忘山庐日记》。 孙氏给自己写日记定下三条规则:一是绝对真实,“每日所作事,无论善恶,皆直书,不得稍有讳饰”。二是不轻论别人,“不许訾(z)议人,亦不许无端赞美人,惟已没世者不在此例”。三是严守学术规则,“用他人之论说,精粹者亦可笔诸日记,但不得攘为己有,须冠以某某人曰字样”。也只有这样的规则下写成的日记,才有人信。你说是吗?

孙宝瑄(1874—1924),字仲愚,浙江钱塘(今杭州)人。父孙诒经,光绪时任户部左侍郎,即财政部副部长;兄孙宝琦,曾任顺天府尹,也就是北京市的一把手了,民国时曾任北洋政府内阁总理。孙宝瑄自己的官运不怎么样,清末时当过几任小官,民国初年当过宁波海关监督。

但是,他的日记很有趣。他特别喜欢读书、思考问题,并且常发议论。处身于时代大变局,孙宝瑄的思路变化很快。而他所交的朋友,如章太炎等,经常和他一起畅谈论学论文的,其余如梁启超、宋恕、吴保初等,都可让人仰视。

孙宝瑄的议论常常很有意思。如古代常求隐逸于山林之中,他评论说:这是据乱世之恶俗。“夫学问以成材也,一人独学则难成,与人共学则易成。闻见之广廓,师友之扶持,在野不如在都也。是故国家之兴也,人材自学校出;国家之衰也,人材自山林出。”讲得极透,而且强调了城市对文化集聚的极端重要性。

他谈居住当时的上海,有三苦三乐。三苦是:观剧苦,游会苦,猎围苦;而三乐是:道路平坦之乐,消息灵通之乐,避乱免祸之乐。三苦三乐的第三条可略为解释,猎围是指访妓,而名妓应酬太多,不能及时照应;避乱免祸是指住在租界里,有外国人保护,庶几免于当时的乱世之忧。相比起来,他觉得北京更好,“除车尘道路外,别无所苦”。让我们遥想古人的日常生活,有多少不可及处,当然也有远胜处。

孙宝瑄也谈到过当时的新闻界,但他将其与西方比较后,大加挞伐。他说:报馆之主笔,半为无赖之徒,有些甚至以揭露隐私相要挟诈人钱财。“我国政事之权,操于胥吏。议论之权,操于无赖。噫!”

《忘山庐日记》,孙宝瑄著,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(本文来源:浙江在线-钱江晚报 )